種子實驗 2.0 – 讓視障人士走入戲院,「看」一場戲

種子實驗 2.0 – 讓視障人士走入戲院,「看」一場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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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文:黃淇
 
梁凱程(Dawning)說話語速不緩不疾,出言有序。上網搜尋「梁凱程」,螢幕上會彈出排山倒海有關她的訪問。她於2011年初在視障機構接觸口述影像,眼見本地口述影像服務貧乏,萌生發展服務的念頭,於是把心一橫辭去原來大專講師一職,跑到英國修讀口述影像博士學位。
 
Dawning於2015年開辦香港口述影像協會,為視障人士提供各類型的口述影像服務。轉眼五年過去,Dawning回想起當日辭職仍仿如昨天的事,「現在想起都覺得好神奇,怎料一個決定就改變了我一生。」

視障人士:在電視聽過你把聲!

決定不單改變了Dawning一生,還改變了香港口述影像的生態。當時香港的口述影像服務還未普及,協會起初專注培訓新人及公眾教育推廣,並為電影及博物館展覽提供現場口述影像服務,後來服務延伸至球賽、運動及戶外活動和表演藝術項目,甚至為電影錄製口述影像聲道於戲院及光碟播放。去年Dawning更為香港電台的電視節目錄製口述影像,讓更多視障人士「聽得到」畫面。Dawning笑說,「有次去視障人士家中探訪,她說我把聲好熟悉,原來在電視聽過我把聲!」

客觀描述是口述要領

口述影像是一門翻譯學問,透過將影像轉化為文字,讓視障人士在腦海中建構起畫面,猶如看得到一樣。而為電影製作口述影像的過程,亦不能小看。Dawning解釋,口述影像員每次在撰寫稿件前,須先把電影看一遍,然後盡量以客觀的角度,描述電影畫面,「如果角色好『靚仔』,你不可以直接說他『靚仔』,反而是描述他穿著西裝、五官端正,讓視障人士在心中形造一個『靚仔』的形象。『靚』或『唔靚』,他們自己判斷。」
 
為戲院放映的電影提供口述影像分成兩種,一是由口述影像員現場演繹稿件,二是透過耳機播放已錄好的口述影像聲道,讓視障人士戴上接收器收聽。Dawning說,某些有加設口述影像的電影場次,視障人士能隨時買票進入戲院看電影,同時是實踐共融的表現,「最理想共融是真正的平權,所有人都平等,視障與健視的人可以在同一場次看電影。」
 
Dawning至今參與過超過80套電影及電視節目的口述影像製作,口述影像對她來說早已是熟能生巧,唯獨一套電影令她叫苦連連,她笑言:「最深刻是李小龍的《唐山大兄》!大部份都是打鬥場面,節奏明快,要在短時間內交代許多畫面劇情,講到嘴都歪!」

全港只有六間戲院具口述影像配置

台上一分鐘,台下十年功,除了撰稿需時外,程序上要令電影順利加設口述影像也需過五關斬六將。Dawning說:「口述影像服務是屬於電影公司的製作,如果他們有意為電影加設口述影像,便會找我們合作,其後製作還須交上電檢處審查,電影公司的製作意欲未必很大。」再來是電影院的設備——若要播放口述影像聲軌,戲院需有DCP(Digital Cinema Package數位電影封包)配套,然而目前全港只有六間戲院具此設備。但隨著時間過去,愈來愈多電影公司願意投入口述影像製作,去年上映的港產片《淪落人》叫好又叫座,電影開始上映就已經加設了口述影像場次。協會會摸著石頭走到今天,說起當中辛酸,Dawning仍不減笑容地說,「我們經常都碰釘,夠臉皮厚就可以了。」

口述影像是平權

不過一路走來,他們間中仍遇上人們對口述影像的不解。Dawning曾經遇上批評,有人指「電影有聲音不就可以了嗎?或「為何需要另外加上描述?」視障人士的需要一直被忽略。數年前,Dawning透過Good Seed的社創基金的支持開展了博物館口述影像,其後獲得了更多不同的資助及各方對口述影像這項專業的肯定,Dawning開展了更多計劃,並擴展至更多不同服務層面,例如電視節目及電影預錄口述影像製作、體育活動及戶外活動口述影像導賞(如: 觀星營)等,令口述影像服務更多人漸為認識。
 
Dawning想透過口述影像,為視障人士爭取平等的文化、娛樂及藝術的權利,「導演拍一套電影,好多時都會以畫面去呈現信息。而視障人士去看戲,好多時會看不懂。口述影像則是平權,將畫面帶給視障人士,令他們隨時隨地都可以入戲院欣賞電影。」
By Good Seed 好薈社

好薈社由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社會創新設計院(J.C.DISI)協辦的社會創新培訓及種子基金計劃。計劃由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撥款資助,致力釋放本地年青人的創作潛能,以設計,科技,商業三個重點出發,鼓勵他們以創新點子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群體。